每 日 汇 报

第233期

中共红岗区委办公室                            200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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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岗动态】

●街道、镇域信息：创业街道祥和社区入驻新办公场所；创业街道党政负责人带领社区新分配技校生和社区协管员，深入采油九厂葡西作业区杏西联合站进行参观学习。解放街道综合执法局对辖区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治理。八百垧街道景山社区对辖区流动人口住房进行地毯式排查；八百垧街道风华社区采取广泛宣传、阳光运作等措施加大灵活就业补贴发放工作力度。杏南街道开展以“关爱流动人口·维护合法权益”为主题的送法到家活动。

●区规划建设局组织召开铁人园区天然气管线工程协调会，该工程计划7月9日开工，10月1日前竣工。

●区卫生局组织召开 “解放思想、自我加压、认真查摆、不断提高”卫生系统专题会议。

●区教育局招生办正在整理08年高考考生档案；全市中考零批次、一批次录取涂卡填报志愿工作正在进行中。

●区计生局积极开展免费送宣传资料、避孕药和连心卡“三送”服务。

【时事聚焦】

●大庆新闻：中石油重大科技专项“己烯-1装置”在大庆石化全面建成；强降雨预警已在全市范围内解除；市委书记韩学键一行深入肇源、肇州、红岗等县区实地考察项目建设情况，继续“看项目促发展抓落实”县区行活动。

●龙江新闻：7月7日，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发生4.6级地震，大庆、齐齐哈尔部分地区有震感；上半年我省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已经累计完成投资172.5亿元；我省成立药监执法监督举报中心，电话为0451-88370101。

●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日本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据悉，此次会议将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形势、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肯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为支援抗震救灾和协办北京奥运会作出的重要贡献，肯定香港回归祖国11年取得的可喜成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参加“携手共建——知名侨资企业家四川行”活动代表。

●中组部、国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16名央企高管，其中，总经理职位3个，分别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总经理、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副院长）职位10个，分别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副院长、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院长、长沙矿冶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职位3个，分别为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总会计师、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总会计师。

●环保部公布07年度各省区市和五大电力集团公司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结果，决定暂停江西鹰潭、海南三亚、广西河池和云南玉溪4城市新增化学需氧量排放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暂停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火力发电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对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沙角B厂等7家电厂进行处罚。

●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虚假主叫号码和垃圾短信治理，要求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对此高度重视，加大防范力度，尽快建立网间处理流程；同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予以协调，利用网间结算及互联互通监测系统配合追查。

●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在广东增城市揭晓。据悉，参加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县域经济单位共计2001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为人口82.3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314.9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212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58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7590元。

【时事评论】

“慢、散、粗、虚”的因由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刚杰

推推动动，不推不动；各行其是，推诿扯皮；生搬硬套；行动在嘴上，停留在会上，落实在纸上……诸如此类，都是缺乏行政执行力的表现。

领导干部执行力问题是当前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当前，领导干部执行力存在哪些问题，该怎样提高执行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最近对干部执行力状况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从总体情况看，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比较好，为人实实在在，工作勤勤恳恳，具有比较强的执行力，能够认真执行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但在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确实存在着一些执行不力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慢、散、粗、虚。“慢”就是具体落实行动慢，推推动动，不推不动，“辛辛苦苦效率低，忙忙碌碌实绩少”；“散”就是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地点分散，部门之间的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推诿扯皮、患得患失；“粗”就是办事不求精细化，工作环节疏漏多，执行决策生搬硬套，搞“上下一般粗”，满足于“大概、差不多”；“虚”就是任务布置了没回音，计划了没行动，开头了没结果，安排了没检查，执行决策“行动在嘴上，停留在会上，落实在纸上”。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导致慢、散、粗、虚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综合各方面意见和纪检监察工作中掌握的情况，我们认为问题存在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思想不够解放，执行文化尚未形成“气候”。常言道：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效率。一些干部主观上有解放思想的愿望，但就是眼光只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头脑装不下形势发展的新思想，因而“形势变了仍旧我行我素，任务明确了仍旧等待观望，在非常时期仍旧按部就班”，开展工作凭“老底子”，解决问题靠老经验；习惯于紧盯文件“红线内”的禁止区域，看重的是政策限制了什么，而不是政策没有限制什么；常说的是不行、不能办，而不是怎么能行、能办。

二是执行组织的结构性矛盾协调不足。执行组织的结构性矛盾是由于现行管理体制决定的，缺乏协调则是当前影响决策执行的因素之一。实际上，各部门在独立干事方面，没有太大问题，但多个部门合在一起干事时，矛盾就出来了。受利益驱动影响，各部门之间通气不够，信息交流不足，相互推脱，结果是开会议来议去、部门转来转去、群众跑来跑去，使“该干的事干不成，能干的事干不好”。另外，目标分解与执行过程存在脱节，缺乏执行的流程措施，上下层级之间沟通不畅，下层了解上层的决策思想和上层了解下层的执行动态都不充分，形成了执行过程中的“梗阻”。

三是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管理学理论指出，执行的过程需要运用“马蝇效应”增加刺激、创造刺激。目前，我区虽然建立了激励机制，但在制度设计上对执行力要求与激励机制还缺乏衔接，执行力情况没有转化为考核指标，绩效考核的落脚点只侧重在岗位职责，缺乏对执行过程的监控和执行程度的评估。在考核方式上，服务对象参与评价的比重偏低，评价结果与奖惩制度挂钩不足，一些部门内部考核不具体、不到位、走形式、走过场。干部管理还没有与绩效管理、目标管理形成一体化的互动机制，被调查者感觉“干好干坏无太大区别”。

四是责任追究不到位。目前，我区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责任追究的制度规范，而在实际中，为了保障拆违、奥运场馆建设等重点任务的完成，每项任务都单独制定了一个责任追究办法，结果是责任追究办法“众多”，具体内容之间相互“撞车”，宽严不一，处理尺度不同，致使追究责任时“板子” 举起来，打不下去，降低了责任追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如何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提高干部执行力呢？其对策有很多，一是完善以执行成效为导向的用人机制。二是锻造连接顺畅、运行协调的决策执行链。三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以目标管理为核心的工作推进机制，理顺部门之间、层级之间的责任分工和运行程序，形成明晰的无缝化责任链接体系。然而，提高执行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一些慢、散、粗、虚的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摘自《北京日报》）

空话、大话、套话、假话成为一种衍续成习的病态

肖立辉 宋惠昌 王兆贵

虚而不实即为空，空而有序即为套，大话、空话、套话即使正确,也是废话

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这类“官话”成为一种衍续成习的病态

宋惠昌（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最近有个报道，说某县安全监督系统照抄另外一个县的工作汇报被查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工作汇报里、讲话报告里，有很多空话、大话、套话。就我观察，一些所谓“正式”场合的领导报告、工作汇报，很多人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屡见不鲜。

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思想作风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比如说，“文革”期间那套恶劣的“会风”“文风”，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唾弃。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组成部分的“会风”“文风”，真正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旧东西不是那么迅速、那么轻易就能被扫除掉的。以“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为特点的“会风”“文风”，远未绝迹。

肖立辉（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官话”因其为官场所广泛使用故名。后来官话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为“官腔”，即官场中冠冕堂皇的门面话，或当官的找借口，冠冕堂皇地对群众敷衍或责备的空话套话。在这里，“官话”指那些观点正确，但无实质性内容的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废话。虚而不实即为空，空而有序即为套，大话、空话、套话即使正确也是废话。

王兆贵：任何圈子有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话语系统的规则是内在的，隐性的，它并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强制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但在一些政府机关里，你如果不能与通行的话语规则保持一致，率性而言，口无遮拦，就会成为领导和同事眼中的异类，甚至会招惹是非、遭遇麻烦。新进机关的年轻人，由于看不出机关的话语中还有“机关”，常常是惹人窃笑还不知就里。因为这种潜规则在明面上看不出来，使得机关话语系统就像“虚症”“暗疾”和“隐痛”一样，成为一种衍续成习的病态，很少有人能够不为其所困。

官场中的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实质上是思想作风问题

宋惠昌：如果我们认真挖掘这种官场话语的深刻根源，就可以发现，“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之所以成为痼疾，说到底是由于我们的那些“领导者”“作者”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识。有些同志在发表讲话、撰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是以人民群众的教育者自居，以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教育人民群众、训导人民群众，这样，就必然要颠倒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他们缺乏基本的民主政治意识。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他们发表讲话、撰写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很多，而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则水平低、知识少。所以，他们在发表讲话、撰写文章的时候，就必定俨然是一副“高级领导者”和“教师爷”的架势。

大量的事实说明，官场中的“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现象，实质上是个思想作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如果再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之所以能够成为痼疾，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有文化修养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探究某些同志讲话、文章中“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歪风的形成原因，就能够发现，这种风气的形成是由于这些作者缺少“文化”。其表现就是，他们的讲话或者文章，只是一些干巴巴的“原理”“原则”，一般化而又空洞的“宣传”；如果要求再高一些，则应该指出，这些报告、文章充满了生硬的说教，缺少必要的幽默感。这样，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用一些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来应付听众和读者。

肖立辉：如果哪个地方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喜欢讲官话，那他的下属和身边的人必然投其所好，以“官话”应对。如果这个一把手喜欢听赞扬的话、肯定的话，很快便在他的身边经常会响起无边的吹捧和“形势大好、领导有方”的恭维话。久而久之，当地的官员会养成闻过则怒的坏脾气。

另外，不敢讲真话也与人性的弱点有关。从人性的弱点来看，大家都愿意被赞美、被吹捧。同时，趋利避害又是人的一种本性。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说了真话而“小则丢官，大则丢命”的故事，比干直谏被剜心，司马迁说真话遭宫刑，等等。

王兆贵：空话、大话、套话、假话之所以成为痼疾，原因还在于说这些话既省事又保险。从古到今，官场文化都崇尚四平八稳、圆滑老到，讲话自然也要追求稳妥。受我国古代官场文化的影响，在机关的话语系统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俯首皆是。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语言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述。但是，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往往不可能完全如实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假话不可避免的原因。于是，大家说同样的假话，不说还不行；彼此知道是假话，不信也不行。人们都讨厌说假话，又都需要说假话。由于大家都说假话，法不责众，也就不必担心说假话会被揭穿或受到惩罚。相反，极少数说真话者反被视为异类，成了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鲁迅直言时弊，引来骂声一片，张志新敢说真话，招致割喉之冤，可见说真话之不易。

官员不讲真话，不仅失信于民，而且极可能因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宋惠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中，那种“以人民教育者”自居的传统意识，曾经给一些执政党带来过灾难性后果。在宣传思想工作中，也是如此。因为如果处处是以人民的“领导者”兼“教师爷”自居，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同志、朋友，与干部、群众交流和讨论问题，而必然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在这样的态度下，他们就认为只要把书本上、文件上的话搬来、抄来，再按照领导的“意图”或者什么“新精神”去“组合”一下，就足够群众和一般干部“学习”“领会”一段时间了。实际上他们的这些东西，是一些充满了指令性话语和教训式词句的教条，令人讨厌，引人反感。空话、大话、套话，实质上也是一种假话！只不过这些假话的层次“高级”一些罢了。

肖立辉：官员不讲真话，不仅失信于民，而且因信息失真极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为糟糕的是，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诚信笃实却常常吃亏受气。不讲真话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更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助纣为虐，套用毛泽东的话，可谓“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所以，2004年底，中央巡视组有关同志针对全国巡视情况大为慨叹：“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官员不讲真话和腐败是当前社会两大危机”。

真正彻底改变以“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为特点的官场语言，一个根本出路是不断提高我们的民主意识水平

宋惠昌：如果真正想彻底改变以“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为特点的官场语言，一个根本出路是不断提高我们的民主意识水平，尽快根除那种空喊“民主”，而实质上却以“伟大教导者”自居的专制主义心理，坚决根除那种居高临下地对群众进行“教导”“说教”“训诫”的“教师爷”作风，诚心诚意地把自己摆在与听众、读者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同志式、朋友式的讨论、交流。这可以说是宣传思想工作中的基本民主作风。实践证明，这样的民主意识修养，是根治“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恶劣思想作风的一剂良药。

此外，要彻底克服目前讲话、文章中“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这类歪风，除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作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之外，加强我们的“文化修养”，也是一个关键之所在。

肖立辉：主张讲真话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敢讲真话，反对讲假话。”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写进文献。上级的态度决定下级的行为，这要求领导干部要有胸怀和雅量，要当讲真话、听真话的表率，容忍别人讲真话，尤其要认真倾听来自群众的真实声音。只有在那些讲真话的干部面前，才有人愿意讲真话，敢于讲真话，讲真话的人才会越来越多。所以，有的省委领导提出：“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一时引来叫好声一片。

此外，还要积极营造讲真话的宽松环境。一是达成“言者无罪”的社会共识。只要是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就不要去禁锢打压。二是形成奖真惩假的激励机制。三是建立健全说真话的权利保障机制。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也规定公民可以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保障表达自由的立法相对滞后，要么有关表达自由的法规层次低，要么保障公民表达的法规权威性不够，并且尚未建立完善的对侵犯表达自由权利行为和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机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健全对各级干部的双向考核机制。只有让群众人人都有发言权，置领导干部于全方位、立体的监督网络之中，说真话的空间才会扩大，思想解放的局面才会形成。（摘自《北京日报》）

【理论学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研究员

雷 云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以此引领党的理论创新和各项事业创新的三十年。解放思想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解放思想之所以能不断推进并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有科学理论作为锐利武器。其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

一、实践标准

三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在党和国家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开展的。一方面，1976年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和1977年十一大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同心同德、聚精会神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党的主要领导人混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所谓“两个凡是”，实质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搞“句句是真理”，抵制拨乱反正，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这个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客观标准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判断党的理论路线，于是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旨在重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的权威，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且以此为总纲提挈全局，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新的理论命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说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恩格斯说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毛泽东更是作过精辟而透彻的阐述，在《实践论》中写道：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强调指出：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一些同志只因长期受个人迷信的影响和“句句是真理”的束缚，才会把它看作将导致“砍旗”的离经叛道。正如邓小平所言：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实践标准与权力标准、本本语录标准毫不相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在三十年前那个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凡是”是最大最严重的思想禁锢，不予以冲破，一切无从谈起。而冲破这种禁锢，需要找到一个足以从根本上论证其谬误的有力武器，以大无畏的政治胆魄和理论勇气解放思想。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武器，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实践标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正视和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直气壮地揭露和批判十年动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理直气壮地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决纠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路线；理直气壮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理直气壮地平反“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解放数以千百万计受迫害的党员、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理直气壮地让一大批德高望重然而仍身负“走资派”罪名的老一辈革命家恢复工作，重新担当起领导重任；如此等等。总之，有赖于实践标准这个锐利武器，才能击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使其丧失一切合理依据，彻底解除其思想武装。它在解放思想中立了大功，奏了奇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为在重大历史关头胜利实现伟大转折，为开启新的历史时期和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根本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

二、生产力标准

毛泽东说的“社会的实践”，是指“千百万人民”的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人、部分人的实践，实践标准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结果”的标准。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形势、条件和任务不同，社会实践的内涵、要求和表现也有所不同。在革命时期，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其结果集中表现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使人民得以当家作主上。在和平年代，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化建设，其结果集中表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上。由此决定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历史条件下，实践标准应集中体现为生产力标准。坚持实践标准，最重要的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了生产力标准，也就从根本上坚持了实践标准。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演进和发展。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以及全部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从而把整个社会推向前进。生产力是推动一切社会向前发展的终极原因，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是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规律。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更替，我国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现在我国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来最终还要走向共产主义，说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所要求、所引起、所决定的。我们热心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热心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民主和法治、文明和和谐等等，首先应当热心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以前“左”倾思潮泛滥时，把革命的调子唱得很高，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上，这是离开生产力而空谈革命，实质是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如果说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确立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依据，那么列宁则遵循这些原理直接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表述，指出“生产力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这就是说，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和第一要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早论及生产力标准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 1945年的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遗憾的是后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一个长时间中，未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观点，考虑和处理问题往往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立足点，相反，老是离开发展生产力而在变革（其实是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从阶级斗争中找出路，结果导致建设事业一波三折，历尽坎坷，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复阐述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把这作为考虑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早在1978年9月，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1980年4月，又指出“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同年5月，更是鲜明地提出归根到底“生产力是否发展”，“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其后他在回答“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相继提出了三个含义一致只是表述稍有不同的重要论断：“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种表述都把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上。

根据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年十三大报告，进而系统深刻地阐发了生产力标准理论。报告针对过去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发生的偏差，针对人们长期以来对“什么叫社会主义”存在的误解，针对当时许多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怀疑，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强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宣布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实际上是从一个带根本性的方面说明了什么是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理论成果。

十三大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对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学习和讨论，大大促进了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以生产力标准为总的原则和要求，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在现实生活中把它具体化为：坚持以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每一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是否先进或者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尺度；坚持以能否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及其发展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程度以至社会主义是否够格的根本尺度；坚持以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可行的根本尺度；坚持以实际上是否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衡量各项改革措施的得失成败的根本尺度；坚持以归根到底是否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作为衡量我们各条战线各项工作是否确有成效和价值的根本尺度。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生产力标准是根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们掌握了它，就敢于和善于解放思想，就不会再陷入主观随意性，不会容许过去那套“左”的东西卷土重来，不会重蹈历史上在生产力落后条件下“跑步走向共产主义”的覆辙。这就是生产力标准理论的能量和威力之所在。

三、“三个有利于”标准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生产力标准基础上提出著名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正确解放思想进一步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其一，“三个有利于”标准拓展和深化了生产力标准，赋予生产力标准以新的科学内涵。

十三大以后，生产力标准理论在解放思想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被误解、曲解和庸俗化的现象。例如有些人把它归结为产值、速度标准，而不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些人把它归结为赚钱、发财标准，而不问手段是否正当和效果是否有益；有些人把它归结为局部的小集团的利益标准，而不考虑社会的整体的利益；有些人把它归结为短期的眼前的利益标准，而不顾及长期的目标和长远的利益；等等。更有甚者，有些人离开在“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意义上这个前提，笼统地绝对化地把生产力标准说成是在任何领域内和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的标准，以至撇开一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因素，把它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准。这说明需要引导人们对生产力标准理论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同时对这一理论作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使之更加严密、科学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尽管它的基础和核心仍是生产力标准，但是加上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两条，不仅拓展了生产力标准的内容，而且指明了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深化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二是在“生产力”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词，在 “综合国力”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词，表明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条件下谈论发展生产力问题的，而不是离开这个前提和条件一般地抽象地讲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如此，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决定的。这样就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政治标准统一起来了，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问题。三是加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条，表明我们是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前提和条件下谈论发展生产力问题的，而不是离开这个前提和条件一般地抽象地讲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讲发展生产力，区别在于发展生产力的动因和结果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群众的解放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一提法，深刻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力归人民所有”的思想，这样，就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了，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原则的关系问题。

我们需要运用生产力标准理论大胆地解放思想，更需要准确运用这一理论正确地解放思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有助于纠正对生产力标准的某些误解、曲解和庸俗化现象，使正确地解放思想有了科学的更为得力的理论武器。

其二，“三个有利于”标准制定了衡量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客观尺度，使我们摆脱“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

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接着国际共运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们党又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左”的观念有所回潮。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在如何深化改革特别是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使人们犹豫狐疑、首鼠两端，踯躅徘徊、趑趄不前。这实际上也是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应当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如既往地搞改革开放呢，还是改弦易辙，走封闭僵化的历史老路？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回答人们思想上的迷惘和困惑，提供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客观标准的。

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怎样看待它的是非得失，有赖于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是非问题核心是改革开放方向道路的性质定位问题，得失问题实质是改革开放实践结果的价值评判问题。关于方向道路的性质定位，邓小平指出许多人思想不够解放，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紧接着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的标准”。这就告诉我们，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是正确的，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关于实践结果的价值评判，也要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依据，如果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成功的，就要加以肯定并坚持下去；如果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失当的，就要总结教训并及时纠正。这样，就在生产力标准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树立了衡量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客观标准。有了这一标准，我们就可以沿着正确的轨道进一步大大地解放思想了。

1997年十五大报告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深化改革开放尤其是所有制改革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报告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两个“一切”作为所有制改革的总原则：“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于我们继续消除“姓资姓社”的疑虑，并且进一步使思想从“姓私姓公”的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结 语

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哲学基础；生产力标准是在新的实践中对实践标准的坚持和具体化；“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提升和完善，也是对实践标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它们三者都是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顺应历史的呼唤而出，并且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重树实践标准使我们党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实现全面拨乱反正，为开创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理论体系，创设根本思想前提。确立生产力标准使我们党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空想的界限，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使我们党摆脱 “姓资姓社”的纠缠，排除干扰一往无前地推进改革开放。它们都成为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在三十年来思想大解放中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十七大号召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逐步解决这些特征所反映的一系列深层次的新矛盾新问题，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在继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充分运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武器，使之更充分地发挥引领、指导和推动作用，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振雄风，再铸辉煌。（摘自《宁波日报》）

【尘事启迪】

“败棋”中的谋略

有一年，一家外国电子公司为了显示其先进的科技实力，特意举办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国际象棋比赛。比赛的一方是多位国际象棋一流大师，他们的棋艺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比赛的另一方竟然是该公司研制出来的机器人。主办方声称，只要赢了机器人，便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这场人机大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可是，比赛的进展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一位又一位的顶尖大师尽管全力应战，绞尽脑汁，使出了看家本领，却在机器人面前纷纷败北。对大师下的每一步棋，机器人都能按照它的最佳程序进行合理周密快速的运算分析，然后完美应对。大师们只能弃械投降。

比赛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很多人都已在断言，没有谁能赢得了这个机器人，因为它几乎荟萃了全世界的名家棋谱，等于集中了无数大师的智慧和棋艺。这样，又有谁能有如此实力与之抗衡呢？

就在这时，一位参赛的女选手仔细观察了前几场比赛，经过认真的思考，满怀信心地坐在了机器人的对面。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她一上场就连走了几步“败棋”，看得大家莫名其妙，拼命摇头。但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所向披靡的机器人竟很快就乱了方寸，无所适从，招架不住，几分钟后就显示出“投降”。这一下，全场为之轰动，那家公司的代表则惊讶得目瞪口呆。

原来，那位女选手在比赛前通过观察发现，机器人虽然出手不凡，但它都是套走最佳棋路。也就是说，它只不过是集中多个一流棋路来对付大师们独到的棋路，而当她不按常规出招，有意走那些低级水平的棋路时，由于它事先没有安装应对的方案，所以不能破解，也就输了。

人生感悟：的确，成功从来就没有现成的公式可套，不拘泥于形式，随机应变，大胆创新，往往是成功的重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