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0月末，我市累计完成国税收入441.6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收入259.8亿元、国内消费税收入12.7亿元、企业所得税收入164.4亿元、个人所得税收入1.5亿元、车辆购置税收入3.2亿元。

●今年，我省完成农村泥草房改造建设20.18万户、1715万平方米，全面完成了省政府确定的泥草房改造20万户、1700万平方米任务目标。全省农村泥草房改造总投资达125.2亿元。

●11月2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明确表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的热潮。针对目前农民工就业形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关注并合理有序地引导农民工流动，为他们就业提供指导和服务；二是要求输出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利用乡镇的劳动保障平台，为返乡的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或返乡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时事评论】

明星书记为“改革失误”买单 薄熙来仇和走前列

作者  昆明张三

30年改革，30年开放，30年成就，30年反思。

30年改革让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30年改革也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有了重大的提升。然而，30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改革中也滋生出了腐败，30年改革也收获着教训。

在目前诸多对中国30改革的报道中，基本都是成绩，基本都是伟大，而至于问题，似乎都避而不谈。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从对社会未来发展来说，总结教训总结问题应该成为我们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有用的出发点。

至于10年20年前的事情，我知之甚少，不敢妄论，仅就一年来中国西部改革两大先锋薄熙来与仇和改革的同与不同聊做分析，看看我们曾经的改革摸出来的一些偏差，也看看明星书记们究竟为“改革的失误”都买了些什么单。

重庆前不久暴露出了一件问题，就是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的事情。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出租车公司盘剥了的哥的姐们的利润，导致大家的收入锐减，并且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趋势下还私自提高“份儿钱”比例，最后在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下，这个罢运事件才得以平息。

或者可以这么说，明星书记为重庆30年的改革买了第一单。这一单，是为民生。

我们知道，市场化经济运营下的出租车，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诞生的产物，这一产物为城市运力为市民出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政府部门在放开这个领域后，并没有在监管体制上进行创新。比如重庆罢运事件，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对出租汽车公司的成分没有进行规范，从国有到民营再到个体，各种成分都有，就造成了竞争的无序化。同时在管理上政府部门出现了官僚主义，没有对管理公司私自提价有任何约束和规定，最后是在配套上，没有做到服务，比如加气难、堵车等问题。正如薄熙来的反思：“我认为，这次出租车停运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

事实上，开放放开和放手不管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仅就的哥罢运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过去对开放之理解偏于片面。开放了城市运输这个领域，但并不等于就是放开后连监管过问的手也放了。这就是教训，但这个教训是先行的改革者留下来的问题，不过是由后来者买单罢了。

相比于薄熙来，荣获改革之星称号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同样也在为昆明过去的一些改革偏差买单。

最为明显的是滇池污染问题。来自媒体的报道此前至2007年前，云南共为滇池耗上了近百亿元，可滇池水质依然没有起色，2006年滇池再度爆发蓝藻。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为什么近百亿的资金搞不定一个滇池？到底改革开放给滇池带来了什么？

工业发展没有落实好污水处理，入滇污水没有进行有效拦截，再多的钱投入滇池也难以治本。很显然，这是我们改革过程中的失误，既然你仇和是后来者，滇池的账当然就得你来买单。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入滇河道由市委市政府几大头头亲自挂帅河长，拦截处理，沿滇池流域养殖业被紧急搬迁，污水处理场被重新大力开建，滇池外围的污染隐患连根拔起。不过昆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花了一大笔钱。这是仇和为昆明改革30年之失误买下的第一单，当然，这一单远远还没付够款，据说整个滇池的治理规划将要花800个亿，目前，看来仇和也仅仅是提前支付了定金而已。因此，这一单对于仇和来说，还不能算个整单，因为滇池治理的清肠洗胃的事情还仅仅停留在外部。

仇和对昆明改革失误真正算上买了一大单的是昆明交通。由于昆明规划存在历史上的严重失误，老城老化街道狭窄，城市交通已经让这个号称四季如春的城市每日拥堵不堪。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近年来昆明先后从微循环到禁左，从单行道到北二环手术，昆明为解堵累得东倒西歪。从已经面世的几道“手术”看，昆明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微循环搞死了和平村女人街，景星花鸟市场等一些传统商业旺市；比如：禁左把南北压力全转移到了东西方向，市民打个车花的钱比原来至少要多个1公里或更多；又比如：部分路段单行让早上高峰时段堵上加堵。

很显然，在探索昆明交通改革的问题上，昆明改出了很多“失误”，尽管我们一定程度上承认其中部分措施起到了效果，可并没有找准昆明拥堵的根源。

那么，昆明交通的根源是什么？仇和认为，昆明交通是一个外拥内堵型的。全省的人流、物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以昆明为中心进行综合的流动，进昆明，出昆明，出昆明，进昆明。其他的省会城市，除了南宁还有柳州、梧州，还有北海、钦州，还有防城，还有桂林，他的人流、物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是分散的，而昆明是高度集中。但是这样，昆明还没有环城路，昆明没有一条环城路。在沿海，不管是江苏还是浙江，乡镇都有环城路，县城有2道，地级有3道，省会是4道环城路。”很显然，在市委书记开出的这个药方中，环城路缺乏是昆明无法真正解堵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得了解什么是环城路，就是没有红绿灯，真正可以开车直接绕一圈。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二环路为城内车辆分流可以不用红绿灯就直接分出去了，因为是闭合的，所以就没有横向的车来车往，从几个省外城市经验看有可行性。

为此，昆明二环改造工程正式上马，于是，昆明陷入更堵的局面。仇和说，要用狂堵一年换3年发展。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即便真正意义上的昆明环城路已经建好，即便二环改造竣工了，昆明的堵城会得到很多缓解，不过对于市中心的交通问题，我认为同样不可能彻底根治。为什么？因为车辆的数量在增加。也就是说，路在增加的同时，车也在增加，而且路增加的速度不可能赶上车增加的速度。在这样一种路与车的博弈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车。那么怎么办？我以为，除了对人流物流车流三大主流因素的分流外（比如把物流中心朝城外转移），“公交优先”应该是首选。建立更多的公交专用道，那么大众的交通得到保证，民用车辆自己去挤道路，这样既可以一定程度上遏止车辆的暴增，也可以为解堵取得民心上的附和。所以，就二环改造这个事情来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不可能把昆明城中心的交通问题也解决掉。

当然，无论怎么说，在30年改革长河中，我们允许失误，但我们不允许不总结经验，总结失误。尽管两位明星书记都正在为过去30年改革中曾经出现的失误买上了单或正在买单，但我们可以提出的是，改革是在摸索中前进，但我们需要及时对一些改革的做法提出可能出现偏差的方方面面，改革者也必须有大度的心态来容纳民众的质疑，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在质疑声中稳步发展。（摘自  荆楚网）

【异域飞鸿】

深圳将在5年内取消区级政府 实行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特区建立28年来,深圳从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下一步,深圳将在哪些领域先行先试,继续充当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深圳将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继续先行先试,争取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在11月19日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透露了深圳特区下一轮“攻关”的重心。

现状——政府缺位、错位和不到位的问题仍然突出

深圳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其实已经先走了一步。28年来,深圳前后共进行了七次机构改革和四轮政府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国实施公务员制度改革,率先探索“大部门制”改革和行政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体制改革。与内地不少城市相比,深圳的行政机构相对比较精简,公务员数量相对较少,效率相对较高。

“但深圳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总体上还是沿袭了内地的传统模式,在政府职能、机构设置、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刘玉浦认为,深圳目前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弊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职能定位不够清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角色定位认识不清,结果管了不该管的事情,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好,政府缺位、错位和不到位的问题仍然突出；二是机构设置不够科学。由于对角色定位认识不清,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的情况仍然存在；三是机构设置不够畅顺。没有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适当分离又相互制约的运作机制,许多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四是事权划分不够合理。市区街道事权划分模糊,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条针,权利与责任相脱节,部门有权无责,基层有责无权,基层干部陷入繁杂的事务当中,疲于应付,不堪重负。

刘玉浦说,深圳在过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已经先走了一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借助毗邻港澳的优势,深圳更有条件在这一领域先行先试,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

目标—— 2013年建成全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刘玉浦认为,深圳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务必慎重,注重方法步骤策略,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整个改革要坚持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循序推进的原则和策略。

      刘玉浦说,回顾以往的改革,总体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当时是合理的,但缺乏整体设计,科学论证不够,往往导致改革扭曲变形,经常出现回潮。因此,深圳下一步的行政机构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在整体设计、科学论证上下工夫,坚持先谋后动,先设计后施工。

       刘玉浦认为,提高效率是此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着眼点和核心价值所在。以往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外延式”发展轨迹,偏重精简机构,减少人员这些量的变化,政府职能转变、体制和机制创新相对薄弱。因此,此次改革要敢于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坚持“内涵式”的路径模式,紧紧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打破部门行政的旧框架,归并、调整、整合现有的职能和机构,探索构建新体制和新机制。

   “深圳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完成此项改革,到2013年建成全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比全国提前7年完成。”刘玉浦说,具体实施步骤准备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新界定设置政府职能,整合调整政府机构；第二阶段,创新政府运行机制和模式,完善决策执行监督的运行机制,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第三阶段,彻底理顺市、区、街道事权,逐步将区和街道全部变成政府派出机构,实行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破题—— 按照服务型政府要求,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如何保证三段目标的顺利实现,成功构建服务型政府呢？刘玉浦说,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提高政府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为出发点,以规范行政权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为落脚点,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首先,应该按照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要求,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刘玉浦认为,政府的职能要集中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四个方面。只有以此为标准来重新界定设置政府的职能,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才能够真正把政府从微观管理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

其次,应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确保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要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精干、高效的公共管理组织体系。一是要合理划分市区事权,实行一级政府三级管理,减少行政层级,大力推进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功能区管理体制改革。“条件成熟时,借鉴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取消区级政府,改区、办事处为政府派出机构,实现扁平化管理。”刘玉浦说。二是实行决策与执行职能分开,推行大部门制度。

刘玉浦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将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影响,其意义不可估量。深圳此次先行先试,对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为他人积累经验；错了我们再改过来,也可以避免他人走弯路。 (文章有删减  摘自《南方日报》)

【管理哲学】

压力管理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 然后问：“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 听众有的说700克，有的说500克不等，讲师则说：“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久？拿一分钟，各位一定觉没问题，拿一个小时，可能觉得手酸，拿一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你若拿越久，就觉得越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就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我们必须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后再拿起这杯水，如此我们才能拿的更久，所以，各位应该将承担的压力于一段时间后适时的放下并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如此才可承担久。

启示： 在职场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而别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休息，明天再拿起工作压力，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的沉重了。